《中国中医》--根脉、灵魂

根脉

溯源中医

炎黄子孙世代繁衍不息，与我们中医药的发展密不可分，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不断的斗争，逐渐积累形成的宝贵经验总结，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。溯本求源，中医学是在古代劳动人民认识自然与生命，并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。战国秦汉三国时期，是我们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，该时期长期积累的大量医疗实践经验得以总结为理论，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。

《黄帝内经》约成书于西汉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阐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著作，被誉为中国的“医之始祖”，其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，标志着中医学从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，发展至系统理论总结阶段。《内经》以古代哲学思想构建中医理论体系，用精、气、神、阴阳、五行等学说，阐发人体生理（脏腑、经络）和病理（病因病机、诊法、治则、辨证、针灸、摄生等），并论述了藏象学说、气血津液学说、经络学说等，从而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我国第一部中药学著作，成书于东汉时期，其集东汉之前中药学研究之大成，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用药经验。《本经》首次提出中药三品分类法，并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君臣佐使、七情合和、四气五味等中药学理论，中药采集、加工炮制的方法，临床用药基本指导思想，同时还分析了大量中药的功效和主治等，对后世中药学及中医临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书于兵祸战乱的东汉末年，战火纷飞再加上天灾频仍，致使伤寒流行，出现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悲惨景象。仲景在此特殊时期，训古于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难经》、《胎胪药录》等著作，博采众长，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总结了东汉以前的临床医学理论，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不仅确立了理、法、方、药等辨证论治原则，更是对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其中所载方剂大多配伍严谨、疗效明确，故为后世所沿用，并尊称为“经方”。

无论是中医理论，还是中药、方剂，都蕴含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、抗争疾病的智慧。中医之根脉源于古代朴素哲学思想，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的崇敬，源于对“平和”的追求。

一缕缕药香，一张张古方，跨越古今，历久弥珍。

灵魂

辨证论治

中医学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“辨证论治”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灵魂所在，也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。纵观中医的发展史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，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将《内经》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，确立了理、法、方、药的辨证论治原则。自东汉仲景起，中医家们结合各自的临床体会，针对不同病证，分别对脏腑、八纲、六经、卫气营血、三焦等辨证论治方法进行研究，不断充实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。

“证”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，是对疾病过程所处一定阶段的病位、病因、病性以及病势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。而辨证即是根据四诊所搜集的资料，为患者得出个体化的证型概括，以进一步指导临床施治，正是通过辨证论治，使中医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，因人施药。

辨证论治同样是我们胡希恕经方医学体系的灵魂，更准确的来说，辨方证是我们灵魂的核心所在。方证所指的是方药的适应证，《伤寒论》第317条指出“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”，胡希恕经方医学的临证思路，强调是先辨六经，再辨方证，辨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。

中医临床的过程，就是“理法方药”的过程，方从法出，法随证立。归根结底，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，在于是否辨证准确，只有辨证准确，法和方才能有的放矢。因此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与核心，是中医学的生命力所在。